都说年轻人不做大国工匠，而做了自媒体主播，中国的制造业如何崛起？

疫情冲击之下，逆全球化浪潮涌起，全球产业链加快调整。在此背景下，很多人担忧全球产业链是否会加速和中国脱钩——实际上，在疫情发生之前，中国部分制造业企业已开始迁往东南亚等低成本地区。 　　在当前复杂的形势下，中国制造业何去何从？ 　　8月12日，在小编贝壳财经主办的“中国经济新格局：乘风破浪”夏季线上峰会上，福耀玻璃集团董事长曹德旺、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余永定谈到这一问题时，不约而同地呼吁，中国一定要成为真正的制造业大国，要留住外迁的企业。 　　“不要小看企业外迁这个事情，我们一定要留住这些企业，不能重蹈外国去工业化的覆辙。保留总比没有保留要好，否则像外国那样，现在想恢复制造业也难以恢复了。”曹德旺表示。 　　在余永定看来，中国这样的国家，必须是一个制造业大国。“其中，从地缘政治上看，在关键产业、高科技产业，外国是一定要打压中国的。虽然我们并不想‘脱钩’，但除了通过提高制造能力、增强我们在全球产业链中的自我保护能力，没有其他选择。” 　　那么，中国如何成为真正的制造业大国、强国？曹德旺建议，首先降低制造业的成本。“减少无效的房地产投资、基建投资，制造业成本就下来了。”此外，他还建议，国家要让人民静下心来去思考兴邦强国从我做起。“应该取消富豪榜的评比，（评比）不利于教育我们的国民，我们要树立袁隆平那样的榜样。” 　　在余永定看来，中国要成为一个制造业大国，要有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——不仅应该能够生产高精尖的机器设备，而且还能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。“在还没有形成完整的工业体系之前，与其让企业转移到东南亚，不如鼓励企业转移到内地、西部地区。”此外，余永定还建议，在使中国成为制造业大国的思想确定之后，我们的整个教育体系、科研体系也要有相应的改变。 　　“我们不能重蹈外国去工业化的覆辙” 　　小编： 　　前面的话题中，余老师谈到，当前中国经济的一个问题是需求不足问题，需要解决企业的订单问题。曹总，在你看来，如何解决企业订单问题？ 　　曹德旺: 　　首先，对于当前的企业订单不足的问题，政府是帮不上忙的。企业要自己去解决，要去生产适销对路的产品。第二，从长期看，我们要培养企业的竞争力。在疫情之前，大家就已经在关注外资搬出去、产业链转移、出口出不去等现象。如何看待这些现象背后的问题？余老师，我和你讲，福耀在1987年设立，在过去三十年间，我的工人工资涨了200多倍；物流成本从当时的一公里1毛8涨到现在的1块多，还有一公里5毛钱的过路费；再加上我们国家的税收和国际不接轨，要比国际税负高。这两年中外后，外国要增加我们25%的关税，我们的客户少不了我们的产品，这样我们只能和客户谈判——互相承担一半加征的25%的关税成本。现在来看，中国制造业的出口产品几乎没有什么利润可赚。制造业出口产品真正的竞争力在于成本，制造业企业成本的上升导致中国出口产品竞争力的下降，这也可能会导致国家竞争力的下降。 　　制造业成本上升、企业竞争力下降导致一些制造业企业开始向东南亚转移，很多人说这些转移的产业和产品是低端产业、低端产品，转移走没有问题。但我想提醒大家，产品没有低端和高端之分，只有存在需要和不需要的问题。我们一定要留住这些企业，不能重蹈外国去工业化的覆辙。 　　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时，外国人认为制造业劳工成本太高，而且要防治污染。时任外国总统尼克松最早提出去工业化，里根总统开始落实。外国去工业化去得很彻底，把服装、鞋帽、玩具、礼品、书包等这些所谓落后的制造业转移到南外、亚洲四小龙等国家，稍微先进一些的制造业企业搬到德国等国家。外国留下的产业是什么呢？留下的是高科技产业，通用GM这些。外国人主要去做什么了呢？他们去做虚拟经济去了——金融、房地产、互联网、娱乐。但2008年金融危机，外国人吃了没有留住制造业的亏，开始痛定思痛，认识到必须要有传统的制造业，提出了恢复制造业大国的口号，呼吁外国的制造业企业回流到外国。 　　外国制造业当初发生的事情，也是我们接下来要面对的事情，还好我们早发生了这个事情，否则再过几年我们后悔也来不及了。改革开放后，我们大批的留学生前往外国学习，刚好撞上外国正在力推虚拟经济，我们学去工业化、学虚拟经济学的很到位，现在看我们虚拟经济做的非常得心应手，什么都能包装上市，这个趋势真的很危险。我们中国的命没有外国那么好，我们没有强大的外元，工业化家底也没有外国那么厚，我们自己需要的东西要自己亲手去做，才能穿得暖、用得舒服。因此，我们不要小看企业外迁这个事情，要去调研解决它们存在的实际问题，保留总比没有保留要好。否则再像外国那样，现在想恢复也难以恢复了。 　　“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必须是一个制造业大国” 　　余永定： 　　我想呼应一下曹总，我认为曹总刚才讲的非常正确，我觉得像中国这样的国家，必须是一个制造业大国。 　　首先，要不要把中国建成一个制造业大国同地缘政治有关。改革开放前，由于当时的国际环境，中国强调独立自主、自力更生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中国当然是要成为一个制造业大国，而且是门类齐全的制造业大国。 　　改革开放之后，由于国际环境的变化，我们强调融入世界经济、参与国际分工、参与全球产业链，而在很大程度上放弃了独立自主、自力更生的理念，淡化了建立制造业大国的政策。 　　中外爆发后，我们突然发现，中国经济在如此多方面还是受制于人。以大飞机制造为例。在构成大飞机制造的13个子系统中，几乎各系统我们都严重依赖欧外厂商，一旦外国对中国实行封锁，大飞机制造的前景就十分堪忧了。在芯片制造领域也是如此。在关键产业、高科技产业，外国是一定要打压中国的。虽然我们并不想“脱钩”，但除了通过提高制造能力、增强我们在全球产业链中的自我保护能力，没有其他选择。 　　第二，在一段时间内，我们对制造业和服务业之间的关系的理解有些偏差。一些发达国家，如英国，金融业在GDP中的占比极高。印度的经济发展水平落后于中国，但其第三产业、特别是IT产业，在GDP中的占比远高于中国。其他国家服务业的发展成为中国学者的羡慕对象。传统上，中国第三产业占比过低，但在最近这一、二十年中，中国第三产业占比迅速提高。第三产业占比的提升，改善了资源配置，应予以肯定。但是凡事都有个度，制造业和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要有合理的界限，服务业的发展不能以制造业的停滞为代价。我们一度对印度非常羡慕——印度有很多优秀的计算机人才，IT产业发展的非常快。但事实证明，没有强大的制造业支撑，服务业的发展只能造就泥足巨人的国家。曹总所说的外国制造业的衰落很有启发性，中国不能重蹈这些国家的覆辙。 　　第三，疫情暴发后，特别是疫情演变成全球性瘟疫后，我们再次认识到有一个完整的制造业体系是多么重要。如果不是粮食和能源安全有保障，工业制造能力强大，中国不可能率先走出疫情。没有完整的制造业体系，中国很难在全球性的危机中屹立不倒，而且为全球经济的恢复做出自己的贡献。 　　第四，中国是世界人口第一大国，自然资源相对匮乏，一旦遇到某种严重冲击，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抗御冲击，而这种力量的基础只能是我们的制造能力。 　　“资本市场的发展要有合适的度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