山东企业和新加坡银行谈好1亿美元大单后，为何专门跑到上海咖啡馆签字？

一家新加坡银行，一家山东企业，地域上和上海没有关联，业务上也不经过上海。但是，两家企业却在谈好1亿余美元的合同后，相约来到上海一家咖啡馆里正式签订协议。

这样一起案子引起了上海金融法院综合审判二庭庭长符望的注意。询问当事人之后才得知，因为信任上海金融法院，两家在谈判时约好，选取上海金融法院作为纠纷解决地，为此特意赶到上海签了合同。

今天（20日）是上海金融法院正式成立三周年，昨天上午，上海金融法院召开发布会，通报3年来工作成果，这也是上海法院推进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系列发布会的第一场。作为全国首家专门的金融法院，上海金融法院3年来共受理各类金融案件21744件，审结20050件，受理案件总标的额5469.9亿元人民币。上海金融法院推出一系列保障金融司法环境举措，受到国内外企业、投资者的广泛好评，已然成为上海城市软实力的一张闪亮名片。

大力保护中小投资者

今年5月11日，看起来只是寻常的一天，但对中国证券市场和广大股民来说，意义非凡。这一天，中国首起普通代表人“集体诉讼”案在上海金融法院一审落槌，标志着中国在司法保护中小投资者权益上又迈出了重要一步。

创立于1984年的飞乐音响是新中国第一家股份制上市公司。1986年，还曾将飞乐音响股票赠送给来访的时任USA纽约证券交易所董事长。1990年12月19日，上海证券交易所开始营业，飞乐音响成为最早登陆上交所交易的八只股票之一，也就是股民常说的“老八股”。

然而，就是这样一家知名上市公司，却在2020年11月遭到中国证监会上海监管局处罚，认定飞乐音响因项目确认收入不符合条件，导致2020年半年度报告、三季度报告收入、利润虚增及相应业绩预增公告不准确。300多名股民据此认为，飞乐音响应该赔偿因虚假陈述造成的损失。

今年3月，投资者诉飞乐音响虚假陈述案一审开庭

2020年全国两会上，来自上海代表团的人大代表提出的证券市场“割韭菜”问题，曾引发广大投资者共鸣。案件数量多、司法成本高，投资者损失难以具体计算，单个投资者维权成本过高……制度上的不完善，让广大中小投资者的权益难以得到有效保障，反过来又影响投资者对资本市场的信心。

上海金融法院成立伊始，便在保护中小投资者、规范上市公司行为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“破冰”。2020年1月，上海金融法院在全国首创“证券纠纷示范判决机制”，发挥示范案件的引领作用，妥善化解其他平行案件。其又与中小投资者保护协会等专业机构合作，制作了“多因子量化计算模型”，可以快速计算因上市公司虚假陈述等行为造成的投资者损失。针对单个投资者维权成本高的难题，上海金融法院设立“中小投资者保护舱”，全面实践普通代表人诉讼制度。

从方正集团到飞乐音响，3年间多家知名上市公司被诉至上海金融法院，为它们的不诚信行为付出代价。飞乐音响被判构成虚假陈述，需赔偿300多名原告共计1.23亿元。更重要的是，该案判决生效后，如果还有其他投资者想要索赔，且事实与理由与本案相同，可以直接适用本案裁定，无需另外开庭，极大减轻了投资者的维权成本。

“我们通过审理典型案件，厘清了市场规则，规范和引导了金融交易行为，保护了投资者权利，最终营造了法治化的金融市场环境，提升上海的‘软实力’。”上海金融法院院长赵红说。

公正司法获国际认可

纵观过去几十年间国际上的几大金融中心，不难发现，司法“软实力”始终是背后重要的制度性支撑。曾有业内人士告诉记者，我国在跨境商事纠纷方面的法律建设亟需加强。2020年时，我国只签订了39个关于民商事判决承认和执行的双边条约，绝大部分是普通的合同和侵权类民事案件，金融案件很少。

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，上海作为国际大都市，跨境商事交易日趋频繁，金融司法能否符合预期，成为跨国企业、境外投资者关注的重点。

2020年，上海金融法院在审理一起境内公司与境外关联公司金融纠纷时，判决认可HK法院依据双方签订的“维好协议”作出的判决。该案也成为内地法院首例裁定认可与执行涉离岸债券维好协议HK特别行政区法院裁判案件。HK中文大学法学院教授黄辉表示，本案判决充分显示了上海金融法院的专业性和开拓精神，对于维好协议涉及的诉讼主体适格性、判决终局性和公共利益认定等问题做出了合理判决，具有重要的规范指引作用。

审理全国首例外国人隐名代持上市公司股份的股权转让纠纷案、认定原油掉期交易中违约事件及违约责任应依约适用国际惯例（ISDA协议）、确立HK仲裁程序中当事人申请内地法院财产保全的审查标准……3年来，上海金融法院审理了一批重大跨境金融案件，受到境内外广泛认可，极大提升了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影响力。这才有了本文开头，两家企业一定要在上海签合同的一幕。

在审理案件之外，上海金融法院还注重发挥司法引领作用，提升上海法治“软实力”。定期发布涉外、涉港澳台金融案件审判指南与典型案例，提供相关案件审理指引，为涉外金融交易主体提供稳定的裁判预期。与专业院校签订协议，完善外国法查明机制。通过金融行业协会推广“涉外金融交易争议解决及法律适用示范条款”，让更多具有示范意义的跨境金融交易纠纷进入我国司法程序，进一步提升我国对国际金融交易规则的解释权和话语权。